复旦教授车祸去世 破解红树北移难题

从复旦大学方面获悉,复旦教授车祸去世,该校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今天上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从复旦大学方面获悉,复旦教授车祸去世,该校党委委员、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今天上午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复旦教授车祸去世 ,车祸原因曝光揭秘钟扬生前事迹!他破解了红树北移难题,为50年后的上海送上一条“美丽的海岸线”。今天16时许,复旦大学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哀悼钟扬教授,称“三十余年教龄,十六年援藏,海边的那片红树林,多少人含泪重读这一切,想念那个挑战极限只为播种未来的钟老师。”据悉,钟扬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他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30多年,勤奋钻研,锐意进取,在生物信息学、进化生物学等生命科学前沿领域有较长期的积累和独创性成果。钟扬教授在交叉学科领域教书育人、因材施教,培育了许多学科专业人才,多次获国家和上海市嘉奖;情系社会生态,坚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利用,把科学研究的种子播撒在雪域高原和上海海滨,为国家与社会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他在16年间遍访青藏高原上的植物,收集种子送上“诺亚方舟”,并找到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拟南芥;他破解了红树北移难题,为50年后的上海送上一条“美丽的海岸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植物学家钟扬教授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资源消耗,今后我们能给子孙后代留点什么?”给未来留下“种子”,贯穿他学术生涯的始终,引领他在世界屋脊上的奔走,直到被车祸戛然打断。9月25日上午,钟扬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这个种子实际上是应对全球的变化。你猜测一下,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在西藏已经没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个姓钟的教授好像采过了。”钟扬曾在演讲中说道。“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问我,我们的孩子如果采了这些种子能考上大学吗?一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在乎你是不是教授。”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网站显示,钟扬1964年出生,1979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生物系统科学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1996年起任研究员),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进化生物学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植物分子进化和生物信息学研究。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中组部第六批援藏干部。就在上个月,钟扬在“一席”上讲述了他与种子的故事。“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钟扬以此开场。他以新西兰从中国“偷”了20多根猕猴桃枝条,把猕猴桃培养成第一大产业的故事,说明了种子的重要性。“种种这些迹象表明,如果我们能获得种子,对我们的未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这些种子可以为我们提供水果,可以为我们提供花卉,改善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有粮食作物。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吗?还有,那就是医药。”然而,种子们正在面临现实的威胁:“非常糟糕的是,由于全球环境的破坏,人类活动的剧烈,在了解和知道它能否被利用之前,它就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很多科学家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2000年新的世纪到来以后,科学家终于决定把这些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想法付诸实现。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是斯瓦尔巴特种子库,我们称之为种子方舟或末日种子库。”钟扬则与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合作,呼吁建议中国建立自己的种子库。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英国馆就是由邱园的科学家设计的。其中很多种子,是由包括钟扬在内的中国科学家提供的。2004年,中国科学院在昆明主导建立了中国西南野生生物资源库。“这个种子库从数量上来说,至少在我国,在亚洲肯定是第一大,也是世界上并列的三大种子库之一。”“吃”完8000个光核桃钟扬选择的工作地点是青藏高原。据估计,青藏高原一共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其中有1000个是特有种。而从钟扬的实际见闻来看,这个数字是被严重低估的。“我从武汉调到复旦大学工作,但是我发现上海在我国的生物多样性排名倒数第一,北京排名倒数第二。在这个两个生物多样性相对贫乏的地区,集中了我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后来我申请了援藏。”收集种子听上去可能非常浪漫,但其实过程中充满了许多艰难、甚至哭笑不得的故事。钟扬回忆了一种令人头疼的种子:光核桃。“我们所有的桃子中间那个核是皱皱巴巴的,有皱纹,而它没有,是光的。这个桃子有什么用呢?没什么用。目前查来查去,大概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藏药里面有少许的用途吧。但是我们需要它,也许它就像猕猴桃一样,多少年以后它终于可以跟我们的水蜜桃杂交了。杂交完以后显然我们想它有什么优点呢?水蜜桃很好吃,那它有什么优点呢?它抗虫、抗病、抗旱、抗寒。所有这样的优点,我们就可以通过非转基因的方式,经过杂交,再加上自然选择,来获得一种新型的桃子品种。所以我们知道潜在的意义是很大的,在潜在意义没有兑现之前,要紧的是先把它收集起来。一个桃子里面有多少种子呢?一个里面一颗。所以我先收集8000颗,8000个桃子,装了两大麻袋,把它运回拉萨放在我的实验室里面。如何把里面的种子取出来成了一个关键。如果有自动化方式就非常好,但是没有,也没有合适的尺寸。所以我就摆在门口,铺了一个台子,所有路过的汉族、藏族、老师、学生,每个人必须尝一尝。尝多少呢?7颗。我们认为如果超过了10颗,很多同志一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这7颗拿了以后,他们都非常淳朴,特别是藏族朋友,一边吃一边呸呸,然后告诉我这个东西不能吃。他们说:老师,你采错了,它真的不能吃,而且很不好吃。确实,我也知道不好吃,因为它以前就是猴子吃的。可是我们必须这样把它吃完,用牙刷好好地把边给刷干净,刷完了以后用布把它擦干,擦干以后必须晾干,因为不能暴晒,暴晒以后种子质量就会坏。”收集8000个桃子,也绝非逮住一片桃林“薅羊毛”。考虑到遗传间的杂交问题,两个样之间的空间距离不得小于50公里。因此,钟扬一天要走800公里。“那个地方是高原,培养人特别慢”尽管如此,钟扬每年都以“浪漫”的故事版本来吸引新的学生:“我每次做招生宣传都欢迎年轻的孩子们读植物学。我都讲请你们报考复旦大学或者西藏大学植物学,这好像是我们八项规定以后比较少有的公费旅游的专业。大概能跟我们专业媲美的也只有烹饪系,他们还可以公款吃喝。”援藏16年,除了收集植物种子,钟扬还在西藏大学这个“世界最高学府”留下了其他“种子”。“我说那个地方是高原,特别的慢,培养人特别慢。今年我的第五位博士德吉毕业了,藏族博士,也是我培养的七个少数民族博士中新近毕业的一名。我在复旦大学可以培养很多博士,但是他们不一定对我们刚才所说的种子,或者像这样高劳动强度的、低回报的工作真的有那么大帮助。但是在西藏,我培养的藏族博士,他们毕业以后,至少这五个里面有四个都留在了西藏大学,都在西藏工作。”“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在“一席”的演讲中,钟扬曾经介绍道,在7年时间里,他的团队收集了大约1000个物种,占到西藏物种的1/5。从今年起,他们要在墨脱开始新一轮的收集。“如果这样,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有可能再完成20%的任务。这样合在一起,我们大约能收集到超过西藏植物的1/3以上。我想如果我们这样的课题组都来做这样的工作的话,在未来的20年,我们有可能把西藏的高等植物收到75%。”钟扬说道。西藏的植物种子们还会继续迎来收集和研究者,只是团队中不会再有钟扬的身影。就像50年后,当上海临港滩涂上的上千株红树苗蔚然成林,曾许愿在林中漫步的种树人也再不会出现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只有光秃秃的海岸线,不像美洲和澳洲著名的海滨城市,拥有美丽的红树林。2007年,钟扬课题组购买了10种红树庙12000株,种植在了上海临港地区一块荒凉的滩涂上,不幸全军覆没。人工栽种的红树林最北不过北纬27度,而上海地处北纬31度。温度和盐分,是两大考验。钟扬团队在温室中逐步对红树苗进行抗寒训练,并从海里引水,使红树林的幼苗能够吸收到适量的盐分。经历了近10年的千锤百炼,新一批千余株红树苗安然度过了上海2015年的冬天。“我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人们提起上海的时候,会毫不吝啬地称其为 美丽的海滨城市。虽然我看不到这一幕,但上海的红树林将造福子子孙孙,成为巨大的宝藏———这是我们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钟扬在2016年的开春说道。简历:复旦官网钟扬于1979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84年毕业于该校无线电电子学系,获无线电电子学工学学士;留学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TheGraduateUniversityforAdvancedStudies),获生物系统科学博士。1984-1999年在中科院武汉植物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2)、研究员(1996)、副所长(1997);1992-1998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和密西根州立大学合作研究4年。2000年起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植物学和生物信息学博士生导师,并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教授、西藏大学教授等;兼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信息学与理论生物物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植物学会系统与进化植物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02-2006年两次任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数理研究所外国人客员教授。2009年被教育部批准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西藏大学),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曾任西藏大学校长助理。